近幾年，全球經濟形勢正處于一個非常微妙的時期。國民生產總值GDP指標重新受到重視，英國脫歐的經濟影響需要援引GDP變化，美聯儲貨幣政策之爭需要參考GDP數據，“安倍經濟學”的成效如何也要用GDP數據來衡量。

最極端的例子發生在2014年英國，GDP統計數據突然增加了5%，原來是把賣淫和販毒也納入了統計口徑——被英國媒體譏笑為“沙發縫里的魔術”，意指在沙發縫里掏零錢的小孩把戲。

GDP仍是最好的量化統計工具

應該承認，GDP指標是量化經濟活動、分析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工具，迄今為止還沒有更好的量化統計工具可以完全代之。“去GDP化”“GDP懷疑主義”的嘗試都沒有取得很好的結果。

英國經濟學家戴安娜·科伊爾主張捍衛GDP作為理解經濟的工具的作用時，特意強調“我們要清楚GDP的局限性”。

作為一個交換價值指標，GDP所表明的僅僅是投入交換（廣義的交換）的產出水平。經濟活動如果沒有貨幣化的市場交換過程，GDP就無法反映和評估其經濟作用。

比如說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含有大量“免費項目”，就無法用GDP進行正確評估。我們無法通過GDP來衡量軍隊增加一輛坦克的經濟貢獻，因為沒人為這輛坦克的使用付費。但是，國防保證和平環境顯然是有經濟類貢獻的。

在數字技術時代之前，這一“盲區”影響有限，政府的公共服務可以視為平均分配給了每一個國民，也可以進行單獨的經濟核算。而自給性生產和家內自我服務在正常社會分布也較為平均，作為經濟數據的“背景噪音干擾”也沒有什么問題。

但是，數字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，大量“數字技術紅利”無法進行有效的GDP統計，GDP盲區的問題凸顯。

數字經濟貢獻難被精確量化

數字時代的市場交換過程遠比工業時代要復雜，其中涉及大量免費的公共服務。比如說，用戶在網上購物、點外賣，平臺提供的服務是免費的，平臺經濟的這部分服務貢獻就沒反映在GDP指標中。買家秀也沒有報酬，這一服務也不會產生GDP數據，卻增加了購物的精準度。

在公共服務上也是如此。以城市治堵為例，很多城市引入云城市大腦，利用大數據實時調節紅綠燈時間，擁堵排名持續下降。這些對GDP質量的提升是很有益的，也增加了公眾的獲得感。從這個意義上看，數字經濟指標可以視為一套新的區域發展衡量標準。

問題的實質是，數字技術實現了信息傳播的低成本化，因此產生了很多免費的信息服務。可是，這類免費服務卻被GDP指標的統計排除在外。這很有一點悖論的意味——數字經濟建立在數字化的基礎上，但是其經濟貢獻卻很難被精確地量化。

再者，互聯網的高效、開放產生了很多增值服務，GDP指標也無法真實反映其經濟貢獻。

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并非對立關系

由于GDP不能如實地反映“數字技術紅利”，社會大眾容易低估數字技術的經濟貢獻度。最明顯的是，流行一時的“虛擬經濟危害實體經濟”說，持此論者就是被GDP數據所誤導，以為數字經濟與“實體經濟”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。

他們沒有意識到數字技術的經濟貢獻絕非“虛擬”，而是實實在在地為個人、企業、各行各業提供了服務。真實的情況是，中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與中國GDP高速增長、中國制造業增長、國內消費高速增長同步，彼此之間存在明顯的聯動效應。

問題是，中國的數字經濟不容忽視。國家網信辦相關報告顯示，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1.3萬億元，占GDP比重達34.8%——美國數字經濟的比例僅占10%。這是工業化時代以來，任何國家都未曾面對過的經濟格局。

經濟管理和決策要轉換思路，適應數字時代的經濟形勢。而經濟數據的統計和評價，是一切管理、決策的基礎。因此，如何解決GDP指標的“數字技術紅利”盲區，如何正確地評價“數字技術紅利”的經濟貢獻，將是舉足輕重的經濟學課題。

見習編輯：吳冰 實習生 張惟一
來源：新京報